昨天读完了阎崇年著的《正说清朝十二帝》。可以说，这是一本很不错的评介和欣赏清史的学术书籍。

如果套用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提出学术研究的三种境界即“能俗而不能雅，能雅而不能俗，既能雅有能俗”，那么，《正说清朝十二帝》可以归为“能俗能雅”之境界，就是化俗为雅，茹雅为俗，亦俗亦雅，大雅大俗。“正说”与“戏说”相对，前者讲述的是真实历史，后者谈及的是热闹故事。当然，两者都是人们所需要的，既不能要求史学家去“戏说”，也不必渴求影视人去“正说”。
　　
该书根据翔实的史料，以十二帝为脉络，纵览清朝十三朝，如数家珍般地讲述清朝十二帝各自的性格和功过，描绘出清朝兴衰的全过程。最引人入胜的是满清皇室各种悬疑、迷案，诸如顺治与僧人的关系及其是否出家，雍正死因的众说纷纭，乾隆香妃的身世之谜，同治和光绪死因疑案等等，从正史、野史多角度予以探寻，令人读来津津有味，欲罢不能。



掩卷之余，脑海中浮现着清代十三朝、十二帝的宏大叙事，漫卷着满清由兴而盛、由盛至衰的历史画卷。其中，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皇位的传承与皇子的教育。

关于皇位的传承。清朝兴衰史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就是：皇帝的选择，皇位的继承。的确，这根红线对一个皇朝的盛衰实在太重要了。由于家族统治的限制，皇帝只能从皇族的范围中遴选。因为皇帝个人的素质、才能，品德等因素，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为重要，所以，必须在皇族范围内将最杰出、最优秀、最干练的代表选拔出来。

正因为如此，围绕着皇位的继承问题，清朝竟然先后出现了贵族公推制（例如皇太极、顺治的登基就是经过诸王贝勒大臣反复酝酿、彼此协调的结果）、皇帝遗命制（例如康熙就是顺治临终前和孝庄商量的结果，雍正也是康熙大行之前遗命所定）、秘密立储制（例如雍正秘密立储为乾隆、道光秘密立储为咸丰）、以及懿旨定储制（例如光绪、宣统就是由慈禧懿旨决定的）等不同的传位方式，并掺杂着明里暗里的皇位争夺斗争，可谓惊心动魄、血腥惨烈。

清朝通过各种各样的传位制度，的确选拔出一些非常优秀的君主。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朝的摄政王）都是当时天下最为优秀的人才；康熙、雍正、乾隆，皆具备了高强的素质和优秀的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英明勤能之君。尽管历史上对于清朝皇帝的即位问题例如雍正的即位存在争论，但就实质而言，皇位传承问题毕竟只是满清宗室内部兄弟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权力争夺的结果，因此，评价一代帝王的功过是非，主要的着眼点既不应是其性情和品格，也不应是其皇位的取得是否正当，而是从中华民族的立场上评价，关键是看其对中国历史、对人类文明做了哪些贡献。

既然是选拔优秀皇子，那么被选拔的皇子必须保证足够的数量，这样才能把优秀的皇帝和高级干部遴选出来。如果只有一个皇子，那么就不存在遴选的问题；如果没有皇子，皇朝将面临难以存续的问题。以此为线，我根据该书关于十二帝的个人小档案资料，对12清帝的子女数量作了一个粗略统计，发现清代皇帝自嘉庆之后，皇子的数量是一代少于一代，皇帝的德才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比如，在嘉庆之前的清代皇帝所生皇子基本都在10个以上，其中，康熙生有35个皇子，乾隆生有17个皇子；而嘉庆才生了5个皇子，道光稍好一些，生有9子，咸丰皇帝却只生2个儿子，至于同治、光绪、宣统，已无儿无女。皇子数量的锐减乃至断后，应该说开始严重影响皇帝的选择，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清朝国运自乾隆之后为何开始呈现衰败之势。

关于皇子的教育。为了江山时代永固，社稷延绵亿万斯年，清朝皇帝对皇子进行了严格的教育。以康熙为例，其对皇子的教育是，选最好的皇子为储君，将其培养成皇帝；其他皇子则根据能力和性情不同，分别以襄政、领兵、务学、书画为培养目标。该书中引用《康熙起居注》所记载的康熙26年即1687年六月初十日，皇子一天读书的情况：“寅时（清晨3-5点）皇子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并等待师傅的到来；卯时（5-7点）背诵《礼记》中的章节120遍；辰时(7-9点)，康熙上完早朝，来到书房检查皇子读书情况，并嘱咐师傅们严格要求皇子；巳时（9-11点）伏案写字；午时（11-13点），皇子用午膳，而后再诵读《礼记》120遍。未时（13-15点），在庭院中弯弓射箭；体育课后，师傅翻书出题，皇子依题疏讲；申时（15-17点），康熙再次来到书房，考察皇子对经书的读讲情况；酉时（17-19点），康熙令皇子在庭院中依次弯射，康熙自己也亲自射箭，连发连中。天色已暮，皇子一天的功课到此完毕”。

从以上皇子一天中的学习情况来看，从清晨3点一直学习到晚上7点，近16个小时。而且一年之中，休假只有元旦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如此高强度的学习量，一般的人是难以承受的。相较而言，现在的学生的休息时间和假期可实在是太多了。也正因为这样的教育，康熙的皇子中有的成为了皇帝，有的成为了学者，有的则成为了书法艺术家等。也正因为清代皇帝对皇子教育的重视，因此多数皇帝都是非常敬业勤政。但嘉庆以降，皇子数量式微，皇帝德才不济，教育出来的皇子素质也趋颓，导致道光帝成为愚君，咸丰帝成为懦君，同治帝成为顽君，光绪帝成为哀君，宣统帝则成为幼君……

从清朝皇位传承制度的发展来看，在谁来当皇帝的问题上，王公贵族和朝臣参与的程度是越来越少，最后发展成为皇帝或太后一人独断。就在清朝立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为皇帝之时，西方国家的封建帝制逐一崩溃瓦解，民主的议会制、总统制、内阁制逐步建立。与同治、光绪、宣统这些小皇帝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强国的对手则是：美国的林肯、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法国的拿破仑一世、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俄国的亚力山大二世。

纵览各国政治史，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领袖，其产生的过程和轨迹大致是：“君主――君民兼主――民主”三种模式。综观世界大趋势，总的发展趋向是民主化。而清朝皇位传承制度所决定的国家和民族领袖的产生却始终是“一人治天下，天下奉一人”的极权专制局面，显然与当时的国际潮流背道而驰。“家天下”的皇权是不受法律、行政和舆论监督的专制极权。

阎崇年对司马迁那句名言“究天人之机，通古今之变”解释得非常好：天，天时也；人，人意也；古，借鉴也；今，通变也。的确，在西方很多国家已经民主制、工业化之时，清末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慈禧太后还通过“听政、训政、亲政”的方式和轨迹实行专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真可谓逆天时、拂民意、不鉴古，拒通变。因此，清朝的灭亡，民国的兴起，既然是历史的必然逻辑，也是民意的自然选择。